[摘 要] 道德建設既要靠社會的持續倡導和個體的能動自覺，也要靠法律保障和制度安排。制度是實現自由、形成秩序的工具和途徑，為道德建設提供直接保障。良好的道德秩序的形成必須依靠一套規范良性的制度安排來支撐，制度規范著人們的價值取向，蘊涵著一定的倫理精神，也影響著道德建設的成效。

[關鍵詞] 制度；道德建設；制度倫理 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使人們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良好道德秩序的形成必須依靠一套規范良性的制度安排來支撐。令人困惑和焦慮的道德失范是由轉型期道德建設的制度缺失引起的。制度規范著人們的價值取向，蘊涵著一定的倫理精神，也影響著德育的開展。因此，加強道德制度化建設無疑是改進當前道德建設的重要途徑之一。怎樣看待制度與道德和德性養成的關系，怎樣使制度中所蘊涵的倫理精神和價值意義影響人的行為，真正促進人的德性的發展，這既是一個現實問題，也是在理論上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 一、道德教育的制度分析 隨著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依附并適應于計劃經濟體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面臨著合法性危機，一方面意味著曾經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對社會生活起有效調節作用的社會價值規范體系的合理性受到強烈沖擊，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這種社會道德失范的原因在于兩種生活方式的更替，以及由此所決定的兩種社會價值規范體系的更替。[1]然而，在社會制度轉型的特殊時期，由于舊制度的和諧遭到破壞，而新制度的和諧又難以在短時間內建立或完善，從而出現制度缺失狀態，出現不道德的行為既不受到舊制度追究又不受到新制度懲罰的局面，如果這種局面只持續較短的時間，人們可能因為文化心理的慣性作用還能自覺地予以抵制，用自律來規范和維護自身的道德行為。但如果這種不道德行為的局面持續較長的時期，就會出現普遍性的社會道德失范現象。因此這種普遍性的道德失范現象的出現根本原因就在于社會轉型所導致的制度安排的缺失。道德失范現象，可以說是制度缺失的必然結果。 制度對于道德的作用，18世紀的德國道德哲學家孟德維爾早就有了論述，在其《蜜蜂的寓言》中強調：要實現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惡德”與“公眾利益”這兩者之間的和諧統一，需要政府適當地發揮作用。“私人的惡德經過老練政治家的妥善管理，可能被轉變為公眾的利益。”[2]不過這種作用必須是雙重的：既要激發出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熱情，又要能扼制住個人的這類行為轉化為犯罪。孟德維爾認為政府最重要的職能之一是幫助人們形成一種能釋放出公民的所有生產性能量的制度結構。因此，必須形成一種既能促進又會合理引導利己沖動的制度。在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中，他提出的具有普遍性的觀點就是不是人之善，而是制度使得壞人也可以為大眾的福祉服務。確立什么樣的制度以及如何實踐這些制度或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制度的公正比個體的善更重要、更基本，好的制度會使壞人也可為大眾的福祉服務，壞的制度會使好人也變壞，使人性中惡的傾向泛濫成災。 道德任何時候都是人們之間倫理關系的直觀和直覺，是人的道德存在的覺醒。一個社會道德水平普遍提升的主要途徑是把社會治理結構奠立在真實的倫理關系的基礎上，根據現實的倫理精神去進行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只有這樣，那些喚醒人的道德存在的社會理性才能迅速地發育和成長，才能普遍地作用于每一社會成員。可見，道德建設的治本之策恰恰在于制度的安排，只要有了適宜于道德生成的制度，全體社會成員就會在這種制度下，以其創造性的生活自然而然地形成道德風氣。 二、制度安排的道德效應 制度的外在約束是維持社會正義和確保社會秩序的前提，這已是一個不爭的共識。制度對人們品行的強大形塑功能，是“以德治國”與制度倫理結合的內在要求。雖然制度與生俱來有機械性、僵化性、操作成本高等缺陷，但制度所建立的規范、慣例和程序會使人們形成行為習慣乃至內化為個人的自我價值取向，從而對人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具有根本性的指導意義。 1.制度具有道德內發效應。制度是社會的一種行為引導機制，是形成培養和提高個體道德的實踐環境。個體德性的養成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而一個社會制度化的規范與制度化的措施，對社會成員的價值目標的確定與行為方式的選擇具有直接的制約和引導作用，因為制度是一種權利—義務關系，它是從非個人關系角度表示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且具有規范意義的范疇。良好的制度安排能產生一種穩定的道德秩序，有產生“善”的可能，即制度的內發效應。美國經濟學家J.布坎南認為，促進效率的增長、不斷滿足人的根本需要、不斷地促進人的潛能的發揮和實現的制度才是道德的制度。[3]在一個良性的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制度可以給整個社會帶來道德的結果，使現實中道德的力量得到強化，使社會釋放出來的道德力量得到肯定和維護；使社會所潛涵的道德的力量得到充分的開發和有效的運用并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使道德真正成為具有不容挑戰的權威性客觀力量；使人們對道德產生由衷的信賴感。哈耶克認為良好的制度、利益共享的規則和原則，可以有效地引導人們最佳地運用其才智，從而可以有效地引導有益于社會的目標實現。[4] 2.制度具有道德預防效應。由于個人道德理性的有限性和道德意志的脆弱性，必須依靠制度的約束，才能使個體的善上升到群體的善。隨著社會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愈益復雜，如果一如既往地僅僅滿足于單純的道德調節，就難以準確厘定復雜的人際利害關系。制度的有效性就在于它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地采取消極預防措施，制度是實現社會整合最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制度的強制性、具體性、明確性有利于道德約束的深化，減少道德的風險性。同時制度對個體來說具有先在性，人們在遵守制度的過程中，實現從他律到自律、從必然到自由的超越。由此可見，培養人們遵守規則的意識，通過增強道德主體的道德意志力，減少道德自律的不確定性，有利于整個社會道德品質的形成。制度的道德預防效應不僅能夠提供界定復雜的社會利益關系所需的技術細則，而且能促動大多數利益主體協調一致地創造利益，減少道德風險，推動物質文明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