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圍繞整理國故、國學書目和讀線裝書的問題，知識界發生了幾次關于國學的論爭。回顧這段歷史，有助于今天的國學討論。

國故之爭

20世紀20年代的國學論爭，始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傳統與反傳統的對立。1919年，劉師培、黃侃、梁淑溟成立“國故月刊社”，創辦《國故》月刊，“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批評文化思想界對孔子傳統的激進態度。自是，在對待國學問題上，學術界大致形成了擁孔派和反孔派的對立，其中以毛子水和張煊的對立為代表。

1919年，毛子水在《新潮》發表了《國故和科學精神》一文，認為國故不一定是“三綱五常”，也不一定是“四書五經”，“國故就是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和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在“古代”與“現代”二元對立預設下，毛子水認為國故就是過去的歷史材料，它好比是一具得了奇病而死的“尸體”，在今日世界學術上占不了什么重要位置。雖說國故對現代沒有影響，但對其研究是必要的，因為它可以理清一段中國的學術史和中國民族的歷史，也可以揭發“國丑”。

毛子水的這些觀點，立即遭到張煊的反擊。張煊在《國故》上發表了《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他以歷史的眼光看問題，強調古代與現代、舊學術與新學術之間的連續性，反對古代與現代的對立二分。張煊認為，國故就是孔子傳統，它還“支配我國多數人之心理，于四萬萬人之心中，依然生存”。只要國人不棄之不顧，肯繼承創新，國故就可適應時勢的需要。國故派的薛祥綏則徑直認為，國學研究就是為了發揚孔子道德，以挽救淪喪的世道人心，這頗能道出國故派把孔子傳統當作國學的想法。

有意思的是，傅斯年、胡適也加入了論爭。傅斯年認為，研究國故有“整理國故”和“追慕國故”兩種手段。他本人最佩服整理國故的方法，而反對擁孔派追慕國故，因為它“忘了理性，忘了自己，真所謂其愚不可及了”。胡適則批評張煊說，所謂國故能“應時勢之需”，便是傳統儒家“通經而政治平”的夢想。1919年11月，胡適發表了《新思潮的意義》一文，系統地表達了五四反傳統派對待國故的“綱領性”態度，他提出新思潮的四大原則，即“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其中“研究問題”就是要回答：何以要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便不能不反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國粹？“輸入學理”就是要輸入“實用主義”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就是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科學方法，從亂七八糟、無頭無腦的“舊國學”里尋出一個前因后果的條理脈絡來，從胡說謬解、武斷迷信里面尋出一個真意義、真價值來，以便再造中國的現代文明。

國學書目之爭

1919年后，胡適打起了“整理國故”的旗號，開始寫文章、作演講，積極宣傳研究國學。1923年，應清華留美學生的請求，胡適發表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引起了知識界關于“國學書目”的爭論。

在《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里，胡適開列了《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周禮》《孔子集語》《春秋繁露》《三俠五義》《九命奇冤》《史記探原》《考信錄》《新學偽經考》等180余種書目；而且他還說所擬書目“并不為國學很有根柢的人設想，只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點系統的國學知識的人設想”。實際上，胡適的書目主要涉及哲學史和文學史領域，況且數目多，短時間絕不能讀完，顯然不是“最低限度”的書目。

胡適的國學書目，引起梁啟超的反彈。他批評胡適的書目“文不對題”，認為這些書目不過是胡適按自己治哲學史和文學史的參考資料寫成，許多書是“做白話文學史”的人才需要讀。他還指責胡適不要“因為自己愛做文學史便強一般青年跟著你走”。梁啟超還批評胡適不列基本的歷史書籍，并發問道：“試問連《史記》沒有讀過的人，讀崔適的《史記探原》懂他說得什么？連《尚書》《史記》《禮記》《國語》沒有讀過的人，讀崔述《考信錄》懂他說的什么。連《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沒有讀過的人，讀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懂他說什么”？為反對胡適，梁啟超在《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一文中，也規定“最低限度必讀書目”，開列《四書》《易經》《書經》《禮記》等25種。他認為，如果這些書不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

胡適和梁啟超開列的“國學書目”，表面上，只是數量的差別，實際上關系著研究國學的方法及目標的差異。在胡適看來，國學只是一堆零碎的、沒有系統的、沒法閱讀的“死”材料，必須用科學的精神，把它整理成“人人能讀”、“人人能用”的古書。因此，國學研究要“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去整理老東西，把歷來圣人和經典的偶像打破，拿他當作平常人和平常著作一樣看”。胡適看重哲學和白話文學這兩個領域，就是通過整理中國哲學史和中國文學史，為反孔、輸入新思想及“文學改良”來提供接引和服務，其終極目的就是要除掉依靠偶像的舊勢力這一“惡鬼”。可見，胡適整理國學的目的，是為了破壞孔子這個“偶像”和打孔子這個“惡鬼”。

相反，梁啟超沒有把國學看作過去死的材料。1923年，也就在列國學書目不久前，梁啟超在《治國學的兩條路》的文章里，認為科學方法和德性學是治國學的兩條路。他強調國學最突出的是“人生哲學”，孔門人生哲學是用內省及躬行的方法（即德性學的方法），而不是用科學研究得來的。如果聯系到當時的“科學與人生觀之爭”，我們就體味到梁啟超的國學研究，是把以孔門學問為核心的國學當作活的“人生哲學”來體驗和實踐，而不是把國學當作死的科學材料來研究。在《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中，梁啟超認為，《論語》《孟子》為二千年來國人思想的總源泉，它支配著中國人內外的生活。他強調說：“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全社會形成共同意識。我既做這社會的分子，總要徹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識隔閡。”梁啟超告誡青年學生，要在中國社會有影響，必須躬行孔孟人生修養，熟悉中國社會的“共同意識”。

余 論

在國學研究問題上，胡適與梁啟超盡管存在差異，但作為文化界的領袖人物，他們開書目、提倡國學研究行為本身，似乎是一種學術思想轉變的“象征”或“號召”。從此以后，開書目、治國學便成為“時髦”，迅速影響到全國文化界，形成一股聲勢不小的“讀線裝書”的潮流。受這股思潮的刺激，老一輩的吳稚輝、康有為、魯迅，年輕一輩的“文學研究會”的沈雁冰和鄭振鐸，“創造社”的郭沫若和成仿吾，為了挽救“五四”反孔成果，鼓勵年青人學習西方現代科學知識，他們都把矛頭指向胡、梁倡導的國學研究，掀起了“反對讀線裝書的運動”，并一直持續到1929年。

總之，20世紀20年代的國學論爭，其所謂“國學”、“國故”，表面上是指中國古代的學術文化歷史，但如果具體到“國學書目”及研究國學的最終目的便可知：無論是傳統派的人生觀，還是反傳統派的“打鬼”，他們心目中的“國學”，實際上就是孔子為代表的儒學傳統。正如梁啟超所說: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就在儒家”。“若把儒家抽去，中國文化恐怕沒有多少東西。中國民族之所以存在，因為中國文化存在，而中國文化，離不了儒家。”因此，這次國學論爭的實質是反孔與擁孔之爭。當時的知識界把國學主要看作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那么現在我們何嘗不借鑒他們的觀點？當研究國學無論是為了培養有國學修養的人才，還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或以文化“軟實力”支援中國的和平崛起時，所學的國學難道不是梁啟超所理解的“活的”儒學嗎？